蒼穹未央

中國文化大審判---為什麼能讓古人說話：宗教故事，神仙們跨越時空聚在一起的場景很多。比如我們道教裡的八仙，就是不同時代的人，但他們聚到了一起，然後，又走到後來的朝代裡去人間做很多事。佛教裡的菩薩們，也常常如此，比如觀音，他隨時可以化個身，來到任何時代、任何地方。 文學藝術裡，這樣的事，自然更多。不僅所有的神話，都是這樣──西方的《荷馬史詩》、《神曲》，中國的《西遊記》、《聊齋志異》──就是現實主義作品如《紅樓夢》，裡面其實也是明朝的人物在說著、做著清朝時的事呢。 哲學也是這樣，從柏拉圖的《理想國》到莊周的〈逍遙遊〉，裡面人物都是跨越時空地對話、討論。

天地人生的道理，有四種形式進行思考與表現，即前面所說的宗教、文藝、哲學，另外一個就是科學。那麼，科學可以跨越時空嗎？偉大的當代科學告訴我們：可以！跨越空間已經變為現實，因為不僅全球之內，就是太空裡，也是可以隨時對話的。而跨越時間呢？現在已經肯定，有一個時光隧道。當然，要實現這一條，還有待時日。 人們為什麼要進行跨越時空的對話呢？因為一個人的思考，常常受時空的局限。大智慧者，總想瞭解一下，如果換一個時空，他所得出的結論是怎麼樣的？他的思想，在另一個時空座標裡，會是什麼結果。

如果我們能建立一個「思想函數」，那麼，孔子就可以在兩千五百年前演算出他的思想對後人產生的影響。他思想的出發點，是怎樣一次次被時空的因素所影響而走出一條他想像不到的曲線，最後的落腳點竟與他的出發點相距甚遠！軒轅黃帝也會發現，他的後代怎麼走出了一條他意想不到的扭曲的發展曲線軌跡來。 這個函數，我們至今還沒建立起來，自然也怪不得古人。但如果我們要建立這樣的函數模型，就得把我們五千年的歷史，作為已知條件，從而進一步地進行推理、論證。 人類的想像力，遠遠超出邏輯推理的範圍；然而，科學定理所推導出的結果，有時也大大異乎人們的想像。 我們為什麼不能請古人，特別是古聖賢來我們這個時代說說話呢？ 為此，我可以像但丁寫《神曲》那樣，開一個科幻小說似的頭：

在我人生中途的時候， 我忽然來到時光隧道的這一頭。 陽光瀉洩在生機勃勃的花草上， 我沿著智慧樹蔭信步悠遊。 在那一排排光耀千古的祠廟前， 先聖先賢們一個個在向我招手。 他們在看到中國的現狀後， 有很多的想法要和我探討研究…… 從但丁的《神曲》開始的，我寫了很多批判傳統文化的文章，但總覺得不夠系統、不夠有力，所以，一直棄而未用。直到「我人生的中途」，我再讀但丁的《神曲》。 但丁創作了《神曲》，被譽為「中世紀最後一位、文藝復興第一位」的劃時代人物。為什麼？因為這本書裡，對整個西方中世紀的道德觀和價值觀進行了重估！ 很少有人讀懂《神曲》，連魯迅似乎都沒怎麼懂，因為他覺得地獄裡太淒慘恐怖，因而沒能「走到天國」（即沒有讀完）。他們不明白但丁為什麼寫地獄、煉獄、天堂，還把那麼多歷史人物放進去。以為那些歷史人物僅是一個道具。大部分人認為寫「三界」是一種象徵，說人的靈魂要經過如許過程。當然這有道理，但卻太膚淺。 《神曲》的意義在於把很多歷史人物放進三界裡不同的地方，也就是對這些歷史人物進行評判，一種全新的道德觀、價值觀的評判！這種評判標準，與中世紀時普遍認同的評判標準迥異其趣！唯其如此，才叫「吹響文藝復興的號角」！

可惜的是，我們對西方歷史人物知之太少，特別是對義大利歷史人物。就如同屈原的《離騷》，裡面寫了很多楚國的神話或巫術人物，我們讀起來就要靠注釋，西方人讀起來，會很茫然。這是文化背景，也怨不得那些讀者。就比如我們到衣索比亞，對一個土著姑娘讚歎道：「你真是西施」。或對一個無能的長官說：「你是阿斗啊！」他們一定很茫然，如果我們對他們解釋一下，說西施是中國美女、阿斗是一個無能的皇帝，他們也僅僅知道剛才的話是一種讚美或譏諷，而沒有什麼更深的理解。 然而，這一點也不影響《神曲》的偉大。如果但丁是中國人，《神曲》裡寫的都是中國歷史人物，而且用的全是「五四」時期反傳統──實際上是反自漢武帝以來的儒學思想為主的傳統道德觀和價值觀──的觀念，對他們進行重新評判，作為中國人的我們，會毫不猶豫地把「劃時代」這頂桂冠給他戴上！

中國的造神運動---我們長期以來所謂公認的道德觀、價值觀有問題，這個問題就是：它們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真義！這裡說的長期以來，是指從漢武帝以後，也就是儒學思想的統治時期。實際上，是儒教的統治時期。相當於西方的中世紀。 「儒教」的說法，是有爭議的；比之於西方中世紀，更會有人大不以為然，而且確實能振振有辭地予以反駁。理由是什麼呢？是一些人，把中西方的對比，當做了一種類比。 例如，有人寫了本《中國儒教史》，說到儒教，立論者就從西方宗教學出發，從教義、神系、傳教方式、組織形式等，找出種種證據，但卻往往有牽強成分，最大的問題是，「儒學」本身在外表是無神論的。這裡的「神」是指具有人格的「神」。但儒學裡有一個「天」，這個「天」，既是精神的──代表公正評判執行者；也是物質的──代表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，所以，有「天道」、「天理」這兩個詞。而駁論者也是抓住這一點，也是從西方宗教學原理出發，進行類比，發現不當，從而推翻「儒教」之說。

但我們要換一個角度。從宗教統治的結果和目標來看，我們會發現，這種結果就是「用一種統一的、虛偽的、反人性的道德觀、價值觀來束縛人的行為」。注意：是束縛人的行為，而不是思想，因為在這種統治下，有人的思想還是開小差的，他們有的是叛逆、有的是利用。 儒教統治，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思想上的「天人合一」導致政治上的「政教合一」。外國的皇帝要登基，由教皇代表上帝為其加冕；中國的皇帝則自己代表天，舉行儀式給自己加冕，從而「奉天承運」地成了當然的大教主。官員們則是教士，讀書人是信徒。但不能和西方基督教完全地類比。因為中國所有的信不信儒教的人，其實都沒有「教」這個概念的。作為大教主的皇帝，他自己也不清楚他這個職位，所以，他有時也會信道教、信佛教、信天主教、信伊斯蘭教，乃至於同時信幾個教。

中國的儒教既然從現代哲學角度來說，屬於無神論，它自然就沒有「神」，但沒有「神」怎麼能稱為「教」呢？有辦法，還是「天人合一」的辦法，除了上帝是「天」外，其他「眾神」就是由「人」來擔當此任，並取名為「聖」。第一位的，相當於耶穌的叫「至聖」，其他各有所司的人，即相當於耶穌下面那些聖徒的人，可分別按他們所司內容叫「武聖」、「智聖」等，比聖次一點的，叫「賢」。聖賢們主要幹什麼呢？就是「代天而語」、「替天行道」。他們「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、其次立言」。就是最偉大的人，像周公、孔子，是為天下人建立道德規範；次偉大的人，像周武王、諸葛亮，就是為國家社稷、黎民百姓建功立業；再次一些偉大的人，像司馬遷、李白，就寫寫詩文。反之亦然：西方宗教裡有魔鬼，中國也有這樣的元惡，如隋煬帝、秦檜等，專做殘害聖賢、危害國家、塗炭百姓的事。

這些「聖賢」，或乾脆叫「神」吧，因為他們確實與平常人不一樣，有著「天資之德」或「天縱之才」，這種「天人合一」的方式，常常把那些治學的歷史學家搞得暈頭轉向，因為他們的形象，與歷史人物已經大相徑庭，不僅沒有史籍做證，也不合生活和歷史邏輯。然而，這些史家不知道，他們已經是「神」了。是「教」把他們造出來的。為了「教」的緣故。 第一個造神大師當首推儒教第一聖的孔子。他一口氣造出了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」等七個大聖；緊接著，「亞聖」孟子，也開始造神，首造孔子，然後是一些小聖，或稱之為「賢」的人，如伯夷、叔齊之流。後世人，更是根據不同的需要，造神不止。 造神的方法也各異，而且與時俱進。孔子是刪改史書，即根據需要，在給三千弟子、七十二賢人編講義時，對史書直接改編。他有這個權力，後來秦始皇又幫了他一次忙，把很多不利的資料燒了，把不合乎他觀點的人──當然也包括合乎他觀點的人──給活埋了。到了漢代後，剩下的知識分子，絕大多數是他的嫡傳徒子徒孫，人們自然對他編的歷史信以為真了。

孟子只能造些小聖，因為這些人，史書載之不詳，不怕人不信。但到後來，改編史籍肯定行不通了，於是，就通過野史、小說、戲劇來編。這樣反而受眾更廣，誠如蔡東藩所說的，看《二十四史》多沒勁，當然小說閱讀起來更好！ 現在影視歌壇有「造星運動」，這個「星」，指的是名人。其實，把我們古代這種「造聖運動」說成是造星運動，也是很恰當的。儒教的上帝既然是天，這些眾「神」便如滿天的星辰。古人確實就這麼稱的，說他們是「星宿下凡」。 可見造星運動，古已有之。現在有哪樣新鮮事物、高科技玩意兒，中國古代沒有過呢？電腦原理，不就是二進位嗎，那不是我們最古老的《易經》中的陰陽說嗎！中國文化，真是博大精深啊！──當然，這是題外話，扯遠了。 傳統的道德觀、價值觀其實很混亂的，一個時代的道德觀、價值觀，集中體現在對歷史人物的評判上，特別是歷史明星，因為他們是楷模，道德的楷模、功業的楷模。比如，仁愛、信義、忠孝、智勇、清廉、淡泊、才華、功名，都是中國人推崇的優良的道德品質或最有人生價值，往往集中體現在他們身上。造星，就是為他們造出一層層這樣高道德、高價值的光環。但殊不知，這些傳統的道德觀、價值觀，是很混亂的。

至少有有三個問題，懸而未決，那就是：孰大孰小、孰輕孰重、孰真孰偽。第一個問題是：這些詞表面上看上去，是一個明確的概念，但在每一個具體環境裡，卻是有不同解釋的，往往產生邏輯悖論。以過去社會裡的「忠」為例，忠，有忠於國家、忠於朝廷、忠於主人。關羽投降曹操時說他是「降漢不降曹」，既然「降漢」，說明他原跟著劉備幹是「反漢」或「叛漢」的，特別是他後來又離開曹操，回去找劉備，就是再次叛漢；但劉備是他的主人，他死活要跟著劉備，說明他不僅是「義」，也是「忠」，即忠於主人，所以，歷史上把他當成「忠義」的化身。這樣，他的這個忠，就互相矛盾了。岳飛為了國家民族的存亡，抗擊金兵，可以說是「忠」了，反之，謀害這個「忠」臣的秦檜，就是對國家不忠；但反過來，秦檜殺岳飛，是接受皇帝的旨意，而且為了皇帝名譽著想，他把殺忠臣的名──罪名或者是罵名──一個人背下來。這樣對皇帝，可謂是極「忠」的。

可見在秦檜身上，忠與不忠，也是矛盾的。於是，就有人把「忠」分為「大忠」和「小忠」，說忠君比之忠國，是小忠，所以秦檜還是壞蛋。那麼，為了國家統一、黎民安樂，是不是比忠於一個昏君、庸君更是大忠了？既如此，則劉備他們就不應該另樹一幟，搞分裂，引起戰爭，而應該支持曹操這樣的能人，取代無能的漢獻帝，讓天下一統。大一統也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標準之一啊！我這裡只說了「忠」，其實其他方面，也有同樣的問題。最後，孰大孰小，誰「嘴大」，誰說了算。 第二個問題是，各種道德和價值標準之間往往有很大的衝突。西施作為救國者，是英雄；作為國王后妃，是「禍水」；作為女人又是個「失貞」者。孟子時，就有人針對他常說的「忠」與「孝」，給他出了個難題，問他：如果一個君王，他父親犯了死罪，應該怎麼辦？殺吧，殺父親是何等的不孝！不殺吧，就是對國家不忠。──其實還對百姓不「仁」，因為不懲辦惡人，怎麼安民呢？當然，這一點那人沒問。自以為聰明的孟子想的方法是：國王拋棄王位，馱著老父親到人跡罕至的東海之濱隱居起來。

這其實很有問題，一是他不為國家服務了，是不「忠」；二是與惡人同居，是不「義」；三棄眾臣與子民於不顧，是不「仁」；四是不打招呼就擅離職守，沒有規矩，那時叫不「禮」；五是徇私枉法，包庇親人，顯然不是清正行為，叫不「廉」；六是不敢面對這種嚴酷的現實，採用逃避的態度和行為，是不「勇」；七是放棄功名富貴，埋沒自己治國之才，也是不「智」；八是丟下兄弟姊妹不管了──就不說他有沒有老母親，或是不是馱著老母親一道逃──叫不「悌」；九是自己定的法律自己不執行，叫不「信」；是認賊作父，不知羞恥，是不「恥」。你看，儒家宣揚的「仁義禮智忠信勇悌廉恥」等美好品德，被孟子這一招全破壞了。為了一個「孝」，結果違反了其他十大道德！後來就有一種說法是「忠孝不可兩全」，何止忠孝如此，各品德之間都是如此。但不能兩全時，如何取捨呢？從來沒有定論。所以，孰輕孰重，還是那句話：誰「嘴大」，誰說了算！

第三個問題是，這些道德層面的東西，還是要通過行為表現出來，為人所見，從而得到認可的。得到認可，有沒有回報呢？如果沒有，除了極少數聖人，芸芸眾生就不會再去進行高尚的行為了，那社會還怎麼提倡這些道德價值標準呢？反之，如果有回報，那就會有人利用它，做一些很虛偽的道德行為來博取回報。這是一對很大的矛盾。孔子時代，魯國有個規定，誰要是在國外見到被賣身為奴的魯國人，把他贖回來，國家將補償他的全部贖金，而且另有獎賞。孔子的學生，是個做生意的，能跑很多國家，當然，他也很有錢。他贖回了一些人，但不去領國家的補償和獎金。別人就開始讚賞他品德高尚，「義贖同胞」。

孔子卻說：這種「美名」不能宣揚！因為如果以此為美德，則以後人們贖人時，都不去領賞了，這樣一來，沒錢的人，誰還願做這樣的事？就是願，也沒這個能力啊！──可見他老人家，對道德的認識是很清醒的，不是後人說的那種腐儒的作派。還有個流傳很廣的故事，說周武王死後，兒子成王年幼，由他的叔叔周公輔政，結果，日理萬機的周公，被說成是大權獨攬、挾天子以令諸侯、甚至要奪取王位的大奸臣，幸虧成王沒殺他，只是罷了他的官。後來，冤案昭雪，周公也成了歷史大聖人。王莽在篡位以前，表現得十分謙恭好學、勤政廉政、而且無限忠於小皇帝，直到他陰謀成功，人們才看到他那「奸臣」的真面目。對這兩個人，史家評論說：如果他們早點死了，誰能辨得了真偽？那他們的名聲正好掉了個個兒。歷史上這樣沽名釣譽之輩太多，當然，實心眼吃虧的也大有人在。至今，還有人說海瑞廉潔、罵皇帝，也許就是為了一個「名」，而這個「名」，在明確實有時能讓人一路高升，海瑞也曾因為敢得罪權貴而官位連升三級，且名滿天下。所以，歷史往往對很多人，難有定論。那麼，孰真孰偽，好像還是那句話：誰「嘴大」，誰說了算。

歷史人物的三大審判者 那麼，到底誰「嘴大」呢？也就是說，對歷史人物最有審判權的人是誰呢？審判者很多，但最有審判權的，是三個：統治的需要、情感的需要和時代進步的需要。 第一是統治的需要。統治者覺得，他要加強統治，需要確立怎樣的道德標準和價值取向，他就會按照他的這種標準來評判歷史人物。漢朝大一統後，為加強中央集權，就提倡「尊王」的思想，孔子得到了極高的評價，被列為聖人。凡搞「大一統」的人，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周公等，都是聖人。楚漢相爭，劉邦戰勝項羽了，所以，尊黃帝為至聖至尊、無所不能的人類始祖，而炎帝則被晾在一邊，甚至有人說他和共工一樣是搞叛逆的。我們今天說「炎黃子孫」，炎還在黃前，但炎帝是被黃帝打敗了的人，就如同項羽是被劉邦打敗了的人，成則王、敗則寇嘛！黃帝始祖的地位是在漢朝確立的，秘密就在這裡。很多史家沒有發現。

孟子從漢朝起被列為孔子後面的「亞聖」，但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從聖位上拉下來，並踩上一隻腳，批倒批臭。原因是他說了一句對老朱獨裁統治極為不利的話，叫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，這就是我前面講的「忠」的大小問題，他老先生給排了個序，說是黎民百姓最重要，國家和朝廷算第二，皇帝老兒不算什麼。那意思很明顯：人民安居樂業才最重要；政府要是管理不好，就換屆；皇帝不好嗎，立即重新挑選。他還加了一句威脅的話在後面：老百姓如水，朝廷是船，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！」聽清了吧，當皇帝，不好好為老百姓著想、辦事，那就自取滅亡。那個朱獨裁如何受得了這等教訓，所以，立即宣稱孟軻是「亂臣賊子」！中國最大的統治者是皇帝，皇帝的「嘴」當然是最大的了。他不僅用真槍實彈，也用糖衣炮彈，來統一天下人的道德標準和價值取向。其中修改和重釋歷史，是矇騙的辦法；制定法律和制度，是強制的方法；給你功名富貴，是誘導的辦法。天下在他的掌握中，辦法當然多多了。

第二是情感的需要。情感總是和時代背景、生存環境、個人經歷以及愛好修養有關係的。而文人，特別是被後世稱為「史家」的文人，是記載歷史的，最有歷史解釋權。他們會根據一定的情感，自覺和不自覺地評判古人。司馬遷受了宮刑，自然對漢家天子不會有好言語，相反，對漢家的敵人，就要褒揚了；更何況，他本人的思想，受道家的影響不差於儒家，意識形態上也不會和朝廷一致。不僅不和朝廷一致，和後來的史家也不一致，因為後來的史家，絕大多數是儒教徒，所以，他們總是對司馬遷有微言的。中國人，還有一個感情心理，就是同情失敗者，所以，一個失敗者，只要做了一些有利於歷史進步的事、建過一些大的功業，大多數是被當好人來判的，如項羽。其實，他肯定是一個大暴君，獨斷專行、狂妄自大、則愎自用、殺人不眨眼而且是濫殺無辜、還特別不講信用，但在歷史上，他還是一個英雄。

相反地，曹操即便是英雄，前面還要加上一個「奸」字，叫奸雄，原因就是他很成功，自己功成名就，兒子還當了皇帝，歷史評價就低點吧。但對呂不韋，態度就很曖昧，因為前半生他是成功的，後半生是失敗的，他對國家做了貢獻，但整個又是玩陰謀起家的。所以，無法評價，史家往往是各執一辭或閃爍其辭，從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各自的情感來。那麼，史家如何能不顧史實呢？其實，史實是不需要改變的。一個人一生不止做一百件事吧，倘若是一百件吧，九十件好事、十件壞事，這人可算好人，但寫歷史只能選寫其中的十件事，如果你恨他，這十件事中，就寫他三件好事、七件壞事，你看他是不是一個壞人！反之亦然。

第三是時代進步的需要。這是西方人的觀點，「五四」以後，深入國人之心，以為找到了評價歷史人物的「不二真諦」！其實，由於時代的局限，對「進步」的理解是不一樣的。按農耕文明的理念，大一統相對於諸侯割據是進步的，所以，秦始皇就是一代偉人；按現在改革的精神論，王安石就是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」；按民族大團結精神論，王昭君就是和平的使者。古人也受時代的局限，所以，不能說岳飛就不是愛國英雄。因為在他那時的眼光裡，大宋疆土內，就是中國，保衛這個疆土，就是愛國、衛國。屈原也是，在他心目中，楚國就是祖國，秦國就是敵國。他沒法設想他們是中國的湖南省和陜西省。隨著時代的進步，這種評價還會循環。隋煬帝勞民傷財地開運河，以儒家「愛民」標準論，他是暴君；但以對促進歷史文明進步論，他是犧牲一代，造福萬代；而以今天的人文精神論，他又是個泯滅人性的傢伙。但中國自漢至清兩千年，思想並無革命性的進步，基本上是處在儒家思想統治下的，所以，大部分標準是一致的，因而，《二十四史》也能一以貫之，而且不是進步，是不斷地退步！它們對大臣有一個標準：忠君愛國。哪怕這是個黑暗的朝代、昏庸的君王，他都是忠臣、是好人；無論你品質多麼優秀、才能多麼了不起，只要你代替了你的主子，就叫篡位，就是大奸臣，這對三代的禪讓制是不是倒退？漢唐時人認為，忠於朝廷、有執政之才安民之策、為國家建功立業者………。(載截至此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