漢朝大一統後,為加強中央集權,就提倡「尊王」的思想,孔子得到了極高的評價,被列為聖人。凡搞「大一統」的人,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周公等,都是聖人。楚漢相爭,劉邦戰勝項羽了,所以,尊黃帝為至聖至尊、無所不能的人類始祖,而炎帝則被晾在一邊,甚至有人說他和共工一樣是搞叛逆的。我們今天說「炎黃子孫」,炎還在黃前,但炎帝是被黃帝打敗了的人,就如同項羽是被劉邦打敗了的人,成則王、敗則寇嘛!黃帝始祖的地位是在漢朝確立的,秘密就在這裡。很多史家沒有發現。
孟子從漢朝起被列為孔子後面的「亞聖」,但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從聖位上拉下來,並踩上一隻腳,批倒批臭。原因是他說了一句對老朱獨裁統治極為不利的話,叫「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」,這就是我前面講的「忠」的大小問題,他老先生給排了個序,說是黎民百姓最重要,國家和朝廷算第二,皇帝老兒不算什麼。那意思很明顯:人民安居樂業才最重要;政府要是管理不好,就換屆;皇帝不好嗎,立即重新挑選。他還加了一句威脅的話在後面:老百姓如水,朝廷是船,「水能載舟,亦能覆舟!」聽清了吧,當皇帝,不好好為老百姓著想、辦事,那就自取滅亡。那個朱獨裁如何受得了這等教訓,所以,立即宣稱孟軻是「亂臣賊子」!
中國最大的統治者是皇帝,皇帝的「嘴」當然是最大的了。他不僅用真槍實彈,也用糖衣炮彈,來統一天下人的道德標準和價值取向。其中修改和重釋歷史,是矇騙的辦法;制定法律和制度,是強制的方法;給你功名富貴,是誘導的辦法。天下在他的掌握中,辦法當然多多了。第二是情感的需要。情感總是和時代背景、生存環境、個人經歷以及愛好修養有關係的。而文人,特別是被後世稱為「史家」的文人,是記載歷史的,最有歷史解釋權。他們會根據一定的情感,自覺和不自覺地評判古人。
司馬遷受了宮刑,自然對漢家天子不會有好言語,相反,對漢家的敵人,就要褒揚了;更何況,他本人的思想,受道家的影響不差於儒家,意識形態上也不會和朝廷一致。不僅不和朝廷一致,和後來的史家也不一致,因為後來的史家,絕大多數是儒教徒,所以,他們總是對司馬遷有微言的。中國人,還有一個感情心理,就是同情失敗者,所以,一個失敗者,只要做了一些有利於歷史進步的事、建過一些大的功業,大多數是被當好人來判的,如項羽。其實,他肯定是一個大暴君,獨斷專行、狂妄自大、則愎自用、殺人不眨眼而且是濫殺無辜、還特別不講信用,但在歷史上,他還是一個英雄。
相反地,曹操即便是英雄,前面還要加上一個「奸」字,叫奸雄,原因就是他很成功,自己功成名就,兒子還當了皇帝,歷史評價就低點吧。但對呂不韋,態度就很曖昧,因為前半生他是成功的,後半生是失敗的,他對國家做了貢獻,但整個又是玩陰謀起家的。所以,無法評價,史家往往是各執一辭或閃爍其辭,從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各自的情感來。那麼,史家如何能不顧史實呢?其實,史實是不需要改變的。一個人一生不止做一百件事吧,倘若是一百件吧,九十件好事、十件壞事,這人可算好人,但寫歷史只能選寫其中的十件事,如果你恨他,這十件事中,就寫他三件好事、七件壞事,你看他是不是一個壞人!反之亦然。
第三是時代進步的需要。這是西方人的觀點,「五四」以後,深入國人之心,以為找到了評價歷史人物的「不二真諦」!其實,由於時代的局限,對「進步」的理解是不一樣的。按農耕文明的理念,大一統相對於諸侯割據是進步的,所以,秦始皇就是一代偉人;按現在改革的精神論,王安石就是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」;按民族大團結精神論,王昭君就是和平的使者。
古人也受時代的局限,所以,不能說岳飛就不是愛國英雄。因為在他那時的眼光裡,大宋疆土內,就是中國,保衛這個疆土,就是愛國、衛國。屈原也是,在他心目中,楚國就是祖國,秦國就是敵國。他沒法設想他們是中國的湖南省和陜西省。隨著時代的進步,這種評價還會循環。隋煬帝勞民傷財地開運河,以儒家「愛民」標準論,他是暴君;但以對促進歷史文明進步論,他是犧牲一代,造福萬代;而以今天的人文精神論,他又是個泯滅人性的傢伙。
但中國自漢至清兩千年,思想並無革命性的進步,基本上是處在儒家思想統治下的,所以,大部分標準是一致的,因而,《二十四史》也能一以貫之,而且不是進步,是不斷地退步!它們對大臣有一個標準:忠君愛國。哪怕這是個黑暗的朝代、昏庸的君王,他都是忠臣、是好人;無論你品質多麼優秀、才能多麼了不起,只要你代替了你的主子,就叫篡位,就是大奸臣,這對三代的禪讓制是不是倒退?漢唐時人認為,忠於朝廷、有執政之才安民之策、為國家建功立業者………。(載截至此)